初心习作
点击上方蓝字“初心习作”
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添加★标不再错过推送
每天零点不见不散~~
尚志应：父爱如山
人常说：“严父慈母”，其实，父母对儿女的慈爱是共同具有的天性，再严的父亲对待子女的出发点还是离不开一个“爱”字，在某种程度上爱的更加深沉，对此，我本人感受最深。我的老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有十九个年头，但老人家对我的诸多关爱使我终身难忘，那一桩桩一件件折射着爱的故事，已牢牢地装订在我心中记忆的档案里，确已成为不能删去的篇章。回顾本人的人生历程，正是伟大的父爱营养吸收，才使我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做到了拼搏不气馁，活的永远充实，自信和乐观，踏踏实实走路，堂堂正正做人。有句名言叫作“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就拿文革期间老父亲为我潜心补知识这件事来说，足以证明，父爱比山高，比海深，父爱最伟大！那是四十五年前的一九七O年春天，因文革运动，时任一中副校长的老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已享受着“牛棚生活”的待遇，工资每月从90元扣成39元。老父亲和县一中当时被认为“有问题”的那些知识分子一起，天天推土垫院，建设刚搬迁的一中新校园。晚上再接受批判作自我检讨。当时，我和母亲及小弟尚子明早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清黑户撵回老家窨子沟村。那年我的小学刚上完，本应继续升读“七年一贯制”的初中，可母亲因家庭经济拮据难交学杂费，加上对读书学文化心灰意冷，毅然决定让我辍学。于是，我便成了村里生产队每天只给3分工(合计6分钱）的小社员。有一天，大队通知母亲，说城里打来电话，父亲病危，让医院。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心急如焚地徒步奔向县城。走到南泉村时，二哥尚子文骑自行车迎接走母亲和小弟，丢下我一人继续步走，直至走完48华里的全程，走的满脚起泡，这也是刚满14岁的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长路程。医院，见到已脱离危险但还在昏睡的老父亲。后来才弄清，老父亲是因积劳成疾造成的昏倒休克。本来年过六十体质又十分虚弱的老父亲，白天承受着超负荷的建校体力劳动，晚上再接受挨批作检讨的心里折磨,在身心的双重摧残下终于倒了。是隔壁的尹茂仁老师最早发现，医院进行抢救才保全了他老的生命。在父亲身体稳定后，众弟兄决定让我这个辍学无事者陪侍老父亲。住院一个月后，经我们家人申请，被一中当时执*的工宣队批准，父亲暂不归校，可在院外疗养继续康复。服侍老父亲的任务仍然由我承担。于是，我和父亲父女俩便在县城西关租房住了下来，家中决定从父亲的39元工资中拨出20元，由我支配作为父亲与我的生活费用（包括打房租3元、给父亲买药、买营养品，买粮买碳及日常食用杂支）。当时，我这个14岁的“小当家”确也算做人生的一次考验吧。而正是这半年多的非常岁月，我与老父亲父女俩共同的生活，为我创造了吸收父爱营养的特殊机遇，使我拾漏补缺得到了诸多的充实。曾记得，老父亲语重心常地对我说：俺娃儿让爹影响辍了学，爹一定要让你把这个损失补上。但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千万不要上了“读书无用论”的当，要牢牢记住有文化有知识最终才是社会的有用人才，要多长个心眼儿弄清现在是属于社会的非常时期，迟早会拨乱反正，要想个人有前途，必须多学文化知识，有点真本领。爹要利用你侍候爹的机会，帮你学到比在学校学的更多的知识，要让这坏事变成好事。老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更是这样做的，他老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虚弱的身体，为我制定了诸多的学习计划。哲学、*治经济学、数学、语文、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和地理，以及名作名著名人介绍等。我每天忙完该做的事后，便投入老父亲为我展开的施教活动。老人家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讲述，声情并茂的动作比划，在我的脑海留下了永恒的印象。曾记得，在老父亲为我开设的所有科目中，我最感兴趣的要数历史，特别是父亲讲的生动具体会声会色的春秋战国故事、三国故事以及水浒故事，还有《隋唐演义》等名著，有时讲到夜很深我也很乐意听下去，不顾父亲的身体休息，还要继续追问。而最不愿接受的科目是*治经济学以及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什么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鱼大吃虾，虾大吃鱼，互相竞争吞并等诸多经济理论哲理，让我听的总是枯燥无味，头昏脑胀，连连走思。记得当时父亲在讲述中还常常提问于我，我如理解的好，能够给予满意的应答，父亲便露出喜悦的微笑，似乎有一种成就感。确实，老人家对我这一名特殊的学生付出了常人百倍的辛勤代价，要比战争年代的办游击教学，给学生野外授课还辛苦的多。但我这个女儿十分不争气。还有一件让我无限内疚终身惭愧的事是：有一天晚上，熄灯躺下后，父亲又给我讲哲学的内容，什么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内因、外因等诸多辩证唯物论，开始我还耐着性子往下听，父亲提问我还能勉强应答，可讲到夜间11点多，一则我因枯燥没兴趣听，二则实在是瞌睡的听不下去，于是自然地进入梦乡。父亲还在那样认真地为我舌干口渴地讲着，忽然他老又对我进行提问，但得不到我的回音，听到的是我那均匀的酣睡出气声。这下可把父亲气坏啦，老人家长长地用劲慨叹一声，“唉”！一下把我从梦中惊醒，接着听见老父亲叹息着说：“朽木之才不可雕也”！接着父亲也结束了讲述。当时，实再瞌睡的我也很不在意地又很快睡着了。可是凌晨醒来后，我才发现父亲不在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先是在租房的院内院外找，没找到，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在下社中学任教的大哥尚子通也正好休假回城，于是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跑去大哥的租房之家告知实情，后来我和大哥在野外找回了老父亲。一路上，老父亲表情沉重地和大哥说：我原来想借养病这个机会给她补点知识，也算对我的一点心里安慰，与其她不争气不想学，我还不如再回单位参加劳动改造。当时大哥又向老父亲作解释，让老人家理解原谅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白天忙活完，夜晚贪点睡也属正常。同时，大哥又对我进行了批评，让我理解老父亲恨铁不成钢的心急情绪以及为我补损失的良苦用心。后来，我主动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听讲，认真学习，决不辜负老人家的希望。打那以后，我便再不敢有半点疏忽态度。可是，此境不长，很快接到一中通知，让归校重新安排工作。我们父女俩便结束了这半年多的快节奏生活。这也正是我一生中吸收营养充实知识效益最高而时间又短暂的*金岁月。后来，父亲平反，工资得到了恢复，“六二压”*策调整，我们全家又转户进了城，年我又有幸考进了应县一中，虽学校教育管理紧抓了一年，但又遇“*帅反潮流”、“张铁生白卷英雄”等事件的发生，一个狠批“智育第一回潮”之风再度刮起，在学校只好又混了一年没学多少知识就匆匆下乡插了队。当我成人长大，参加工作走向社会之后，实践才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知识文化的重要性，遗憾自己当初没听老父亲的教诲，认真刻苦地学习。尽管后来每次和父亲见面时，也作诚恳请教，但客观上时间的限制，机会并不多给。尽管老人家还是那样的倾心传道教诲，有时还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的逆耳，但我认真坚持洗耳恭听，因为我深知这是又一次享受机会并不多给的父爱，我必须做到珍惜。我多么想经常聆听老人家的教诲啊，然而，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终于无情地把老人家带到与我永不能相见的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再次喊出“父爱如山”的肺腑之言，并告诫所有的年轻晚辈们，一定要珍惜“伟大的父爱”！尚志应：我的父亲见证了“七七事变”家父在世时曾和我讲述，他年轻时，在山西“民贤中学”读高中，后来为便于治疗脑病又转入北平私立学校——“镜湖中学”，此期间，参加了一场“*训活动”，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即“七七”事变的前后，国民*二十九*把北平各校应受训的学生三千余人集中到颐和园进行训练，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训练。训练组织的总队长是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副总队长为三十七师副师长兼旅长何济沣（据说是地下共产*员），其下设大队、中队、小队长，均是该师优秀的中下级*官。何是每日组织训练的总领导。每日开队训练前，全体人员集合在一起，何要进行几分钟的讲话。他给参训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他思想进步，爱国抗日心极强。第二，*人风度高，身为高级*官，始终与训练的学生们同行同止，有汽车不坐，与学生同走，学生犯错，不责学生，处分自己的*官。有时在野外讲话，自己本有阴谅处可站，他偏要与学生站在一起，受烈日灸晒，这种以身示范的行为，对当时的受训学生起到了不言而教的作用。*训进行了四十多天，收获不少。首先了解了简单的*事知识，明白了一些*营生活规则，锻练了身体。其次，听了好多名人的讲话。因为总部课程安排中就有一项，即邀请在平的名牌大学校长教授去讲话，如北大、清华、师大的校长和教授，其中有胡适等。就是在参加这次*训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原来日本人占领我东北之后，得陇望蜀又想进攻华北，进而侵占全国。为此，一九三七年，先在平津制造事端，磨擦挑衅，一边派浪人（日本流氓）到处滋事，准备在北平城暴动，由于北平城*警严防，一直未达目的。另一边在夏季调动*队在北平附近我们的神圣领土上搞*事演习，胡作非为，中国*民起初极为愤慨，但考虑到与日方关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弊，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七月七日这天上午，当父亲他们的*训学生集合在操场正准备听何济沣副总队长训话时，大家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何副总队长一上台，态度非常严肃，他放眼看了队员们一会，面带怒容，气愤地说：“同学们，我们的敌人正式向我们挑衅了，他们已经逼到我们忍无可忍的地步啦，现在我们必须还击，刚才我们驻扎在芦沟桥的部队给我打来电话，日*演训队已离我们桥只有几百步了，看来是要过桥，问我允许不允许他们过桥，我当即回话说不允许过，必须坚决抵抗，看来马上就要交火。我准备上前线指挥，我走后，你们在各队长的领导下，要安心学习和操练，当前*训就是你们的任务，这和前线打仗一样，就是炮弹落下来也不要怕，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猛虎怯于后而不惧’，现在我走了”。说完他就离开了*训场地。父亲和同学们听了这一消息都感到很震惊，虽然身在操练动作，但心不在意了，只盼有胜利消息传来。果然到了晚上，好消息传来，说敌*过桥时受到我*坚决抵抗，但是因敌众我寡，桥一度被占，何长官到达后，又组织生力*迅把桥夺回，他们与敌*展开肉搏战，大大发挥了二十九*大队的神威，他们连砍带杀，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残余*子逃窜，他们穷追不舍，直待我*吹响收兵集合号才停止。这次我*之胜利是必然的，事出有因，原来这个二十九*在国内是冯玉祥将*训练出的队伍，*纪严明，训练有素。此*有个特点，即国士使用武器除带一支大枪外，每人还身背一大砍刀。为了刀枪并用，他们平时练拳习武，学习使用短兵器技术。此*在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中，就与日寇打过一次交手肉搏战，大大展示了中国人的志气，所以芦沟桥事件与日寇交战，*士们是满怀必胜信心。在“七·七”事变发生一旬之中，二十九*是胜者，日寇是败者。据说日寇前线司令还为此自杀，天津总司令被撤职，可时间过了半月之后，即进入七月底，平津失守，局面发生了大的变化。原来二十九*总头子宋哲元，事变之初他不在北平，在山东老家居住。由于他的不在，下级*官冯治安、何济沣主了事，才作出了积极抗日的决定，因而连连取胜。宋哲元这个人是头脑简单的乐观主和派，他根本认识不到日方的阴脸，狂妄自大，认为对方不敢动我，因而这次他一回到天津与日寇总司令会面，就订了和约，决定双方停战，所以回到北平，马上下令二十九*前线攻防工事一律拆除，并令部队向后撤退。七月二十二日，父亲受训结业时，宋给受训学生讲话，阴阳怪气的说什么：“我们华北有一亿多人（为此还特问下边的学生山东、河北、山西各有多少人口），日本人少，他们是不敢和我们打的，因此，主和是上策。”他的这种幼稚想法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更没有认识到对方的狼子野心，因而上了大当。而日本人愿订和约，完全是用的缓兵计，认识到日本当时在北平附近的*队还没有二十九*多，如当时再打下去必有全*履灭的可能，所以才来了个假和谈。和约一定，我*在宋的下令中撤除攻防工事，而日*则从东北大量调动关东*进关到北平，直到七月底，日*已拥有可以消灭二十九*的实力，于二十七日翻脸，通电宋哲元限二十九*立即撤出河北省，宋此时才知上当受骗，可为时已晚。二十八日，宋下令二十九*与日作战，当天收复了廊坊，但到二十九日，日寇全*大反攻，一日之间，占领了我北平、天津。在攻打北平时，三十七师曾作过猛烈的抵抗。将士浴血奋战，有两位高级将官壮烈牺牲。他们是副*长佟麟阁和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抗战胜利后，国家为了纪念他们，在北京特以他们的芳名命名了两条街巷，即登禹路和佟阁路。这两个人在两个月前还在西苑*训开训典礼时主席台就座。尚志应：回忆老父亲的文革岁月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所有的中国公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父尚庸身度过的文革岁月，更在我一生中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接受批判
一九六六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应县一中火焰味最浓，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连老父亲副校长的办公宿舍门窗也贴上了大字报，父亲进门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撩起门上的大字报进家。很快“打倒某某某，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形成非常年代的特殊气氛。学生斗老师、斗领导成了学校的常态，图书教材、教具等经过打砸抢洗劫一空。运动一开始，我正在城关二小读小学，开始听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说他们是什么“三家店”，我也弄不清啥情况，反正跟着喊口号，可很快在县一中的校门西墙上，写出了一张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标题是“尚庸身和邓拓穿着一条连裆裤”。批判邓拓，我又没见过邓拓，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运动让批，就说明他是个坏人，可一中的大学报一贴出，说父亲和这伙人有了联系，还说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黑帮，这我就纳闷了，父亲在我们弟兄姐妹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公而忘私的大好人，怎么和邓拓他们划成一类？
在那段日子里，老父亲和那些当时被视为有问题的知识分子，成天接受戴着红卫兵袖章造反派的批斗，先是在校内批，后来又转移到上街游行，影剧院门前站板凳批斗，本人先作自我检讨，造反派积极分子责问批判，并伴随着造反派急先锋喊“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喊得老父亲耳鸣目眩，心情憋闷沉重，他老怎么也理解不了面临的现实。父亲曾经和我回忆说，当时，他还算幸运，没有被揪入全县组织的大规模游街批斗走资派的队伍中。那可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史无前例的大行动。全县不少机关单位的领导被造反派们戴上用纸卷好的大高帽，有的在胸前还挂上“反革命”“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在造反派的口号声中敲锣打鼓游街示众。
老父亲曾和我回忆说，当时他老挨批斗作检查的主要罪状是：引导学生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具体的罪行是给县一中购买二十四史等。有一次，造反派批斗父亲时硬说他不老实，罪行交待不深刻，父亲为过关只好学着胡编，找上纲上线的罪状。他说自己和郝鲁晓夫有联系，给苏修通过情报，那个造反派头目竟然信以为真，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抓住一条大鱼，取得了最新成果。还真当回事向父亲要情报底稿，父亲说早已烧毁，这些人继续逼问，父亲就继续谎言编造，后来那些人也发现有点无聊，才不逼着让坦白交待问题啦。文革结束后，有一次老父亲和我述说起这件事，还笑得合不拢嘴。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听老父亲曾经和我讲述，在文革那段岁月里，确也显出不少有正义人格的君子和前后晌看人的势利小人。
本来，那年月老父亲被打黑定性为“走资派”，属*治上有问题的人，所以，有不少的人怕受株连，见到父亲后吓的连声招呼也不敢打，眼对眼看着装作陌路人；有的熟人见了赶紧低下了头，装作没看见，躲着走开，还有一位平时十分惯熟的在校学生，碰见父亲后，用手摸着父亲秃顶的头皮，像玩皮球一样转了一圈，笑嘻嘻的说：“老头儿，尚老汉儿……”似乎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这位学生的言谈举止，当时真是有如一瓢冷水浇在老父亲的胸口，咋就教出这样的学生真令人寒心。
也有一些人敢和当时划分为有问题被打黑的人交往，不怕因此受到株连。凡在应县一中上过学，教过书的师生们大都能想起当年给学校看门的那个又黑又瘦，个子又矮的小老头力希强。他是从战争年代父亲开展游击办学时就跟上的工友，和老父亲有着深厚的友情，是父亲又把他带到一中当了看门的。文革运动将老父亲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批判后，他还常常到老父亲宿舍坐，一直安慰父亲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最清楚，你能有个啥问题，最终他也咋不了你，”而且越是批斗老父亲的高峰阶段他越跑得更勤。后来终于招来了殃祸，受到了株连。校革委领导调换了他的工作，专门让他打水灌锅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他那又矮又瘦的身体咋能适合这个工种呢，每次从井下拔上那一桶水就已经很吃力啦，由于个子低还得蹬上凳子往进锅炉里灌，要灌满这一锅炉水需要这个瘦老头多大的付出，可想而知，这纯粹是迫害打击。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每当力希强去看望他老时，就骂着不让他再来，可力老坚强地说：“我才不怕他们，想以此惩罚我断绝咱俩的关系，不可能！就我这把老骨头看能把我怎样。就这样，力老硬是以顽强的毅力度过了受株连遭迫害以劳役惩罚的难关。
老父亲和我讲述过，还有两件事让他很受感动，心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件是有一次他老让造反派们带到影剧院门前，站板凳作检讨挨批斗后，怀着忧郁的心情返回学校的途中，就在老城旧南街，迎面碰见已在电业局上班的学生刘玉兰，她不怕带害受株连，主动过去帮助老父亲扣上领口上边没有扣住的中山装纽扣，并安慰父亲说：“尚老师，不要怕，这是全国性的*治运动，属于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我们相信您不会有啥问题的，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另一件是，在父亲挨批判作检查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父亲用扁担挑着两筐子碳正往回宿舍担的途中，碰见学生杜福，他主动抢过父亲的扁担，硬是把两筐子炭给担着送到父亲宿舍，老父亲当时非常感动。
我的老父亲本来是一个心强要面子的人，所以，在那个年头，曾经就产生过一次轻生的念头。那是他老在得到明天就要上大街站板凳作检讨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在地上走来走去，感到前途渺茫，生不如死，父亲坐卧不宁，总觉得自己为*和人民辛勤工作了几十年为啥竞要遭受这种迫害和欺辱呢？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实在让父亲无法接受，特别想到明天在大街站着板凳作检讨，台下那么多熟人，有儿子、儿媳和亲戚朋友们，连他们也跟着脸上不光彩，叫我这张老脸往哪装呢？要躲过这场检讨只有一死。父亲一生虽是个文弱书生，但很有骨气，决心一下便走出家门，寻找结束生命的地方。新建的应县一中，校园外就是生产队的菜园子，夏季这里住着看菜人，每到冬季，这些房子就成了麻雀们的好住处，夜深人静，父亲踽踽独行，从学校摸黑走进令人毛骨悚然的看菜房，手里拿着一段麻绳，在房里坐下来，他想了很久，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生勤奋，从没干过坏事，怎么变成了黑帮，走资派，这样活下去不仅自己没有活头，连子女都会受到影响。父亲把麻绳拴在房梁上正要把头伸进绳套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明天是大女儿的生日，父亲一生对哪个儿女都非常疼爱，心想自己不该在女儿生日给她们增添最大的悲痛，思来想去还是把绳子解了下来。为了孩子们硬着头皮活吧，上街就上街，就这张老脸，豁出去了。于是就改变了了结残生的念头，又回到了学校。其实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里，父亲的这点侮辱算得了什么，郭良校长调回灵邱还被弄回应县戴上大高帽上街游斗站高凳，还有许多老知识分子也都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身心折磨。
二、劳动改造
后来文革运动的进展步伐由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两派闹矛盾的激烈斗争，转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复课闹革命”指示，县革委抽出一批工人阶级代表，组成“工宣队”，领导指挥学校的工作。
“工宣队”进驻县一中后，加强了对那些被确定有问题人员的管理。首先强调必须对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自我检讨照常进行。当时，因为学校是从旧一中刚搬过，新建校址需修建的工程很多，父亲他们这十几个被打黑的人天天白日推土垫院，晚上开会检讨。别看父亲身体瘦弱，但老人很有心眼儿，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老人咬着牙坚持着强重的体力劳动，推平车装土干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浑身散架，但从不向人们道一声累。
父亲和我讲述，就在这段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沉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疲惫不堪能咬牙挺过来，最烦恼的是工头的责骂欺凌与晚上的逼供性批判检讨。有一个原来是学校食堂的临时工友，由于造反积极，被提拔为工头，天天吹五呵六整治着父亲他们这十来个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劳动中，他总是斥责老父亲：“这个老家伙咋挣那么高的工资，每月要领九十元，我才领四十元”。因为当年父亲是十七级干部，确实算高薪待遇，所以，此人眼红的十分厉害，为此经常斥责老父亲，有一次父亲实在气得憋不住啦，就拍着胸脯说：“老X，咱俩把工资换领吧，我没你工作积极，贡献大，愧对那笔工资，我有罪，不够资格领那么多工资，记住，下个月咱俩换领！”可说归说，谁领多少工资是组织的事，个人没那个决定权。事也真巧，下个月领工资时，父亲的工资真的被扣成每月39元的标准，但不是与该工头有关，而是文革*策整改的决定。
白天的强体力劳动与晚上的检讨接受批判，身心摧残积劳成疾的老父亲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一向早起晚睡的老父亲大白天睡着没动静，隔壁的尹茂仁老师感到异常，赶快通知了校领导，并唤来人踏开门将昏迷的医院进行抢救。接着校方很快通知了大哥尚子通、二哥尚子文，以及早已被撵回老家的母亲。曾记的，母亲接到村大队电话通知父亲病危的消息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心急如焚地带着十四岁的我和九岁的小弟，徒步奔向县城。走到南泉村，我们与前来迎接的二哥相遇，他将母亲和弟弟用自行车带走，留下我一人继续徒步进城。这也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一个人走的长途，从窨子沟村到县城一共49华里，夹跑带走，满脚起泡，一共用了好几个小时才算进了城。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焦急，惟恐去迟了不能和活着的父亲见面。医院，见父亲脸色惨白安祥地睡在病床上，全家人围在床前，我不由掉下了眼泪，过去父亲严格要求我们弟兄们的那股子严厉劲儿一点也看不见了。
父亲经抢救苏醒过来了。可节外生枝出现了一个新麻烦，那天下午，由于全家人忙于抢救和照顾父亲，没顾得上看管好小弟，结果晚饭开饭前他离开了病房，出去后就再没有回来，弟弟丢了。我们安顿好父亲后，整整寻找了一夜，深夜两点多了我们还在全城大街小巷找，“七旦”（小弟乳名）“七旦”的呼喊声遍布县城街巷，分头找了一天一夜仍无音讯，给全家人再次增添了新的不愉快。直到第二天临近中午，才接到城关派出所通知，席家堡村民拾到一个孩子，中午大姐夫杨进宝才到席家堡一个放羊娃家找回小弟，并弄清小弟走失的原因。本来就有点大脑痴傻的小弟，他是找不见父亲的病房后，就盘算着回老家，正直朝南走，一直走到席家堡村北干沟渠边，不料被一股风把帽子刮进渠里，他便下去取帽，又陷进刚放过水的干渠淤泥中被吸住再没有爬出来，整整在渠里陷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被放羊娃发现救了上来。
三、治病养身
医生说，父亲患病主要原因是身体过度虚弱而致，需要医治疗养一段才能痊愈。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后，哥哥们决定让已经辍学的我留下来陪侍父亲，别人就不必全部守候，就此，我便承担起陪侍父亲的重任。
医院陪侍父亲的主要任务是，打水买饭，买药煎药，监护父亲喝药，陪父亲说话。当时一个病房设有四个床位，患者住的满满的，加上陪侍人员，时有看望病人的客人，成天病房里人员乱哄哄的，很不清静。由于文革运动的冲击，受挫折的父亲有如惊弓之鸟，连句啥话也不敢说，惟恐说的不恰当让别人听见后抓住辫子上纲上线去揭发，再招来横祸。记得当时父亲和我搞了个小约会暗号，即：用手指连着擦鼻梁，即是有话想和我谈，我便抚着父医院南面无人的空闲之地，坐下来听父亲讲述。老人家有时给我讲文化知识，有时讲牛棚生活中的故事。
听父亲讲述；他们那批有问题接受劳教的队伍中，曾经有一位教师上厕所期间和另一位有问题之人边蹲茅房边聊天，议论文革运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不料被正准备入厕的工宣队成员听到，隔墙之耳给他们引来横祸，连夜批判，硬说他们对文革运动有抵触情绪，属反革命行为，本人作了好长时间的深刻检讨，别人在工宣队的指导下展开了批判，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还有一位外地教师，星期日买回一小块生肉，用小刀子在办公桌上垫了一张报纸切开，不料让进去的红卫兵学生揪出肉下的报纸，翻过来一看后面有毛主席的象，这位教师一下飞来横祸，被揭发后，展开了对他的大批判，给他定性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是反革命分子，一下打入有问题人员的队伍中。所以，通过老父亲的聊天述说，也就不难理解他老时刻在小心中生存，有如惊弓之鸟的心态。由此，搞得我在这段日子里，时刻提心掉胆，惟恐有啥失误再给老父亲带来没必要的烦恼。
四十天的住院治疗结束后，经县一中工宣队批准，老父亲可以暂不回学校住在城内疗养，但必须经常和学校汇报情况。
后来，我和老父亲在县城西关以每月三元线的房租租了两间西下房，以解决疗养身体的住宿。侍候老父亲的任务还是由我承担。这样又使我增加了一份新工作，在医院陪侍是买饭吃，这下还得考虑买粮买菜和做饭。全家决定从父亲每月发给的三十九元工资中拿出二十元，来解决我和父亲的生活费用，其余十九元捎回村里作为母亲与姐弟她们的生活费用。对于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我来说，从未单独挑过家庭生活的担子，这次既要买米买面，又要买菜调料，还要买碳打房租，以及购置老父亲滋补食药品，如何科学安排花好这二十元钱，确实是对我的一个锻炼和考验。“小当家”的担子放在我的肩上真是感到沉甸甸的。
我本来想动着脑子把每月老父亲粮本供应的肆斤白面给他老做的可口些，结果由于不会做弄得是拌疙瘩成了白面糊糊，做馒头使不好碱蒸成个*色的死精片儿。但老父亲也很理解我，常用宽慰的话说：“白面是上等粮，精片儿也好吃”。随着加工制作次数的增多，我的做饭技术得到了提高，也能蒸出又白又虚的馒头来，受到老父亲的表扬。
记的那年秋收结束后，为了节约买炭支出，我和大哥利用星期天休息日到野地打茬子，一捆捆打好的茬子背了回来，整齐地垛在租房的窗台外面。进入冬季后，我用茬子将炕烧的热腾腾的，别看是个西下房，整个家感觉暖乎乎的，看到老父亲躺在舒适暖和的炕上，我真感到无比的欣慰。
老父亲一生酷爱教育，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共产*县*府开展游击办学，建国后一直搞教育，教书一辈子，从不厌烦，放弃了教书如同失去了生命。牛棚生活不能搞教育，忧心如焚；养病期间仍不能搞教育，心闷不堪。可又想到受家庭*治压力的影响，扣发工资经济拮据，母亲一时对供养子女读书心灰意冷，我连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就让我放弃上学。父亲一直感到心痛内疚，正赶上租房养病这个机会，他老决心为我补课，要把我辍学的损失夺回来。哲学、*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地理、数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都想教。老父亲心急，一口想吃个热馒头，我被安排的紧张不堪，除了必要的上街购物与家中做饭，其余的时间全部被父亲安排的满满的，连睡觉的时间也不肯放过，直到我睡着了父亲才停止讲学。近半年的时间里，的确使我充实了不少知识，让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就辍了学，差点成了半文盲瞎白丁的人，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确实，我应该感恩文革运动老父亲患难养病的这段岁月，因为坏事中也有好事，由此，我受益匪浅。
老父亲在这段养病的日子里，一直没有忘记言谈举止的警慎，涉及文革运动的*治事件从不评论，说话声音从来很低。有一次，我和父亲正吃着饭，窗外站着一个人，父亲一下有点紧张，悄悄对我说：“这是县一中派人来暗中监视我啦”，我当时说啥也不相信，于是装作上厕所就推门出去看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街上的一个讨吃子在用手抓着吃窗台上放的山旦皮子，这个人我还认的，是个名叫“二红”的乞丐。
四、降职使用
老父亲在城内养病休息了近半年，便接到县一中通知，再次回到学校上了班。可能算进入文革的后期，学校解除对父亲的劳动与批判，算作站出来利用吧！先是让父亲看管学校的西大门。因为新建一中，西面一个为学生体育活动的大广场无有围墙，来往出入人员复杂混乱，老父亲便尽职尽责守护着西大门。记的当时也有人同情的对老父亲说，“怎么一个堂堂副校长闹成个看门的啦，您还有心肠那么认真”！可老父亲总认为，只要能给学校做点贡献就对得起那份工资啦，心里也就有所安慰。在看门这段日子里，父亲发现，学生们常常上街出去买文具和日用品，如果能帮助他们代办了这项工作，能省出时间多学习会儿有多好，于是他老就萌发了替学生代购日用品的想法，经向学校请示批准后，就利用星期天上街到批发商店购置回纸笔砚墨，邮票、信封、浆糊等学习用品，并按进价销售给学生，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极大欢迎，都说尚老师代办的这个小卖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且比街上买价格又便宜，真是给我们办了件大好事。由于老人家经常到批发部批量购货，批发部就给父亲抽点小利润，有时三几十元，最高四十八元，但他老将此笔资金如数上缴了学校财务，打内心认为自己已领了国家的工资俸禄再享受这份额外收入就属于贪污行为。
后来又过了几个月，一中东大园子种了一大片蔬菜，常有外来牲畜侵害，学校又将老父亲这个办事最认真负责的人调去看管。面对这项劳动工种，别人觉得不对劲，父亲倒是心里很平静，所以工作十分兢兢业业，每天跑来跑去追赶着外来的猪、牛、羊，脸晒的黑黑的，身体倒是变的强壮了许多。
此期间，父亲发现大园子里许多地边空闲着倒是有点可惜，于是萌发了种“独扫”的想法，他从街上买回独扫籽种洒到大园子的所有空闲之地。后来这些独扫苗逐步长成，父亲便逐个拔起，又到街上买上细绳子，捆绑成扫帚，成熟一把捆绑一把，交给学校后勤总务管库的张锦华。开始，学校后勤总务领导把父亲交去的独扫帚发给学校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后来，随着父亲一把把成型独扫帚的储藏量增加，学校干脆让发放给各班使用，虽然父亲因整理捆绑大批的独扫天天忙得不可开交，腰困腿疼，但他老所种的独扫确实为学校节省了近一年的买扫帚费用支出，对此，老父亲很感欣慰。
一九七二年，父亲终于站出来了，县里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平反昭雪，所扣工资也予以补发。校革委与工宣队决定让父亲给学生上课，担任副科老师。对于热爱教书的老父亲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开始了全身心的投入。可教了没多长时间，上级下了通知，到龄人员要办退休手续，父亲只好抱着依恋的心情再度退出心爱的教坛，步及退休（一九八二年改办离休）后的晚年生活。父亲退休后，又不计报酬，继续奉献余热，为县里编撰*史、县志等，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
尚志应：我的父亲和刘苏将*刘苏将*和我的父亲尚庸身俩位老人而今都己去了另一个世界，但他们之间的友情交往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耳闻目睹的故事感人肺腑，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志至同道合、结为至交“七七事变”后，在北平读书辍学的父亲逃难归乡。早期参加革命已担任晋察冀*区雁北支队队长的刘苏，有段时间在应县南山边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常常落脚住在南泉乡窨子沟村我的祖父家中，由于刘苏平易近人的性格，谋略超人的才华，使父亲十分敬佩，彼此的爱国热情更加促成俩人志同道合，很快交为朋友，后来发展成莫逆之交。在刘的思想感染与熏陶下，父亲坚定了跟共产*员走的信念，认准了只有共产*才是真正拯救中国人民的进步组织。打那时起，父亲就积极为共产*的抗日县*府开展募集与创办教育工作。冀喻后代、救世济民一九三九年，父亲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尚子通出生，当时住在我家祖宅的刘苏，在大哥满月之际，专门为父亲祝贺喝了好多酒，并对父亲说：“老尚，儿子起名的事我主了，咱们要教育下一代济世抚贫，拯救劳苦大众，我看就叫‘济民’吧”，父亲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大哥的乳名就叫了个“济民”，在我初懂事的时候，由于素有刨根问底的天性，众弟兄姐妹的名字都要问个来由，所以，童年时期，我虽没见过这个当大官的刘司令，但我记住了大哥的名字是当大官的刘苏给起的。鱼雁传书、深情无限革命成功，新中国建立，刘苏成为高级干部，但始终与父亲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远居京城的刘老一直和父亲书信交流，谈工作、谈观点、谈处境等等。多年来的书信我并不在意，但刘老晚年给父亲写的最后一封信令我感动不已，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刘老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手颤不能正常握笔写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那次寄来的信我亲自阅读过，两页信纸一共没写二百个字，字有大有小，歪歪斜斜已不成行，笔画不规范到无法辨认，还得用心去分析理解，但我深深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老尚，我的身体已不行了，请你千万注意保重身体，你要利用晚年有限时间，抓紧写点回忆录”。看着这封难于辨认的信件，我与父亲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想到刘老为给父亲写这封信，不知要用多大的毅力与缠身的病魔挣扎……晚年重逢、促膝谈心由于刘老与父亲结为知己，莫逆之交，所以俩人虽说地位悬殊，但常有相见的渴望，他每次回家乡总要找机会和父亲见面叙谈。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0年夏季，父亲应邀专赴京城和刘老叙谈。那年我正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又没去过首都北京，父亲同意了我作陪侍的请求。当时父亲还接受了另一名老朋友即时任《光明日报》社副秘书长的*级干部，咱应县大*巍乡石店村的李铭新之邀，所以，我们父女俩一下火车就被李叔接到《光明日报》社家属楼他们的住地。次日，我陪同父亲乘上公交便去了刘老住地——北京大学。俩位老人一见面，那股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很快他们的谈话就进入了回忆角色。议起当年游击区活动的许多有趣故事：察绥支队如何全俘南泉伪警察队；怎样消灭东安峪、茹越口及东南乡各伪据点；如何与日本人、乔日成等顽匪斗智斗勇；动员乔日成扣日本大羽顾问等等。二老激动人心的回忆吸引和感动着我，有时喉咙发痒都不想咳嗽出声，唯恐惊动和打乱二老的思路。俩位知己见面后真是无话不谈，刘老还讲到建国后 归来，后来受彭德怀的牵连，*治仕途受到的影响与处境等等。中午，刘夫人（曹文范）给我们端上包有豆馅的白面包子，但是俩位老人由于热火上劲的谈话只是草草吃了了事。俩位老人的谈话也确实使我听得入了迷，真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他们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临近*昏，但还是那样的激情飞扬，忽然我想起李叔临行前的嘱咐，要我关照父亲身体的疲劳与交通安全，要早点回来，不然他会担心的，于是我便向父亲作了提醒，父亲也考虑到刘老一整天的谈话疲困，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俩人热火的谈话，并谢绝了刘老夫妇的挽留，临别时再次浏览了刘老的生活环境与室内设施布置，当时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四平一高”的印象，即：刘老夫妇性格平易近人；居住条件平凡简陋；生活水平平淡普通；衣着装饰平常朴素，但刘老知识渊博，思想境界崇高，令人敬佩。将*逝世、父亲痛悼一九九二年一月，七十七岁的刘老病逝，北京治丧委员会给父亲发来唁电，噩耗传来，父亲失声痛哭，连日来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不思饮食，含泪写下痛失老友的悼文，本想亲自前去吊唁，只因年迈身体不适未能如愿，让我发出悼文寄托哀思。曾记得，老父亲在即将离开人世的弥留之际，嘴里还念叨着这样一句话：“刘司令，我也要到你去的那个世界了，又有了和你见面的机会啦，咱们又能长时间啦呱了……”。友谊延伸、爱屋及乌一九八三年，我因曾经插队期间不注意保护身体，而留下脑垂体病变隐患发作，导致视力急剧下降几乎双目失明。医院大夫的建议下进京确诊治疗。为托人际关系早日诊断治疗，老父亲与爱人一同陪我进京。当时，首先需要的是让CT鉴定是否属脑垂体长瘤压迫视神经。医院都有的CT设备，那年月全北京市只有三台，医院、医院、医院各一台。根据我的病情应该到具有神经外科权威的医院诊治，不巧我们去时医院CT设备出故障待修，医院挂号排队等待预约，排了一星期后，结果CT设备也出故障，据说还得拿到香港修什么管子，眼看双目失明的病情与日加重，使我们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当时我们也想到了医院，但又深知医院是不对外的，只接受部队*界内部人员，正在为难之际，刘司令从时任海淀区卫生局副局长曹铭斋（应县下马峪人，父亲的学生）那里得知，父亲与我进京看病且遇到难题，刘老马上亲自到我们住地（国务院信访局招待所）看望，并给送来一份作CT鉴定登记的预约表，让我以部队家人的名义填写，将*雪中送碳的关怀，让我们全家万分感动。当我们填好表准备前去医院作CT预约时，医院忽然又打来电话，说设备修好，让次日（即7月22日）前去检查，为了不给刘司令添麻烦，于是我们便放弃了去医院，但将*的关怀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尚志应：建国前父亲创办应县教育纪实
如今，在塔乡大地一个尊师重教，兴学育人的氛围正在形成，尤其是兰书记带领的新县委和*府，抓大事教育为先，龙头先行和各种过硬举措促动下，金城应县大办教育更是如火如荼。不禁使我更加怀念酷爱教育事业的已故老父亲，特别是老人家给我曾讲述过的战争年代创办应县教育的许多感人故事，现在我很想将这些家乡教育史追述下来，也许能使今天的读书人受点启发，更加珍惜现在的优越学习环境而发奋努力；也许能使今天的教书人受点激发，更加增强自豪感与使命感而勤奋教学；也许……，但这确实是我作为塔乡一公民，一位终生从事教育工作者之女儿，为营造重教氛围拍手鼓劲喊加油的一种野人献曝的心意。抗战期间，父亲受共产*县*府委托，在解放区为应县创办学校。一方面想借助学校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必须先培养一批教师，为将来培养大批人才组织师资力量。所以，父亲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师范班，取校名为“育民师范”。校址建在王宜庄村。先是招了一个班五十名学生。先后聘请了刘德、杨润享、吴国庆、何芝生等为老师。当时，教师无工资，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给几十个粮米证。开学没几个月，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师生们欢呼跳跃，以为学校很快要往城里搬。结果，事情没有像师生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乔日成摘取了应县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在城里当起了土皇帝。学校别说进城搬，就是乡下也不得安宁。一次师生们得知乔*出动消息，随着村里老百姓向村南山上跑，等乔*走后返回学校一看，教室设备大多被破坏，从此，大家感到和平的幻想已经破灭，不仅进城的希望已没有，而且自身安全也有了问题。为了师生们的安全，经研究决定学校迁移到南上宅村。这个决定一宣布，不少学生感到学校既不安全又不正规，自认学校没啥前途就自动放弃了上学。这样一来，学生少了一大半，父亲只好又在南上宅村附近再补招学生，结果学生招够了，可年龄都比较小，且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这样的学生已不符合师范生的条件。到一九四六年，经请示批准，师范学校正式改名为应县第一高小，后来又经过全县统筹规划改成“二完小”。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县城未解放的这几年，环境特别恶劣，办教育也非常艰难。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是开展不了这项事业的。当时，乔*复仇队十分猖狂，在乔日成的指挥下，以人民为敌，抢粮抢钱，杀害村干部，学校也成了他们骚扰的对象，为此，北楼口完小校长弃职逃跑进了县城。一九四六年，四完小和三完小先后跨了，一完小后来也解散了，只留下父亲办的二完小坚持下来。当时的县*府教育科长郑忠对父亲说：“老尚，你是应县的教育功臣，应县解放后，城内学校还由你主办”，这话真的后来应证了，此事暂不提。先说在那个恶劣艰苦的环境下父亲是如何使二完小坚持和发展下来的。日寇撤走后，县城乔匪占据着，应县及周围县逃亡的地主聚集在城内成立起专门与人民*权作对的“还乡团”、“复仇队”，频繁出城滋事，当时我们的大部队常在东边灵丘浑源一带活动，区公所只有一两支枪，又四处打游击和学校不在一起，所以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下活动也极不安全，只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经常转移校址。父亲领导的二完小，听到有敌情就转移，东至南上寨，西至瓦窑沟。山里一些小村庄，二完小的师生都住过，最大的是瓦窑沟，南上寨，最小的是山里的田地坡村，只有两户人家。到了哪个村一般有庙的先住在庙里，没庙的地方就住在群众家里，走到哪里，工友力希强就把炊餐用具扛到那里。为了安全保卫，还从上边领了二十枚手榴弹，让年纪大可靠的学生带着，并注意训练了一些应急措施。在生活方面，学生吃粮全靠家中自带，一般是高梁和黍子。黍子是最好的粮食，平时两者掺合着吃，后来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以及学校办学经费，父亲就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耕种逃亡地主之地。当然种这些人的地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他们都有城内的还乡团，复仇队等反动武装撑腰，说不定啥时候就出城报复。每年打下的粮食，七成归学生，三成归学校。由于有了这些粮食，学校便把原来向县里领的二百元办学经费除了买锅笼具用去的二十八元外其余全归回县里。父亲知道县里财*紧张，所以尽量自力更生勤工俭学，不给*府增加负担，就连做饭用的煤也全是靠学生野外打柴解决。一九四六年七月，学校所在的瓦窑沟村也不安全了，于是父亲带着学生只好转移到只有两户人家的田地坡小村庄住下。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临的生活环境更加艰苦，由于两户姓孙的人家房子少，同学们只好搬些穰秸铺开在院子里睡，其中还有个女学生叫刘淑贞（解放后还在山阴工作）。在该村住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把粮食变成面的困难，该村只有一台很小的碾子，加上连阴下雨露天碾坊无法推碾压面，因此师生们只好吃焖整高梁颗粒。吃菜也只能是到山坡上拔一些野菜煮熟，那时哪有调味品，能加把盐就算不错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父亲给学生们讲红*爬雪山过草地长征的故事，教育大家以红*吃皮带啃草根的精神共度艰难。一次县教育科督学去检查工作，父亲不好意思给客人吃整颗粒，只好用石头钵子捣了点面子将就。就是新婚不久我的母亲因村中不安全也躲到这个村子时，吃的也是整高梁和野菜，能和房东女人睡在一条炕上是对她最大的照顾。为确保安全，父亲安排同学们天天轮流站岗放哨，一有敌情立即转移。在田地坡住了一段时间，为防敌人袭击，又转移到深山里的盘道村。这里也只不过六七户人家。就这样东躲西藏了几个月后，又返回了瓦窑沟村。有一次，在瓦窑沟村居住，正是冬天，城内乔*复仇队袭来，老百姓和师生们转移到地洞，外边由民兵保护，这次还牺牲了一个叫米天成的周家地人。民兵抵抗不住，也转入地下，敌人就放火烟熏地道，所幸当时修地道时考虑到这一点，专门设立了堵塞道口，地道里的人才没有受到伤害。敌人在村中大肆抢劫后离开，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部被捣毁。还有一次，村里人得到乔*分头出动的消息，师生们一夜之间就转移了七个村子。那时，父亲一边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还成立了一个文娱宣传队，编排进步节目为老百姓进行文艺表演。父亲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当时的主力演员有南河种的杨田富、王宜庄的何运旺。在南上寨村居住时，不仅在本村表演，有一次还到二十里以外的北曹山村出演，演毕在刘德老师的带领下连夜返回。在那个年代里的教学环境，更是无法和现在比，老师哪有黑板与教材粉笔等教具，学生哪有书本笔记本和钢笔，师生们谈不上在教室里上课，大山土院即是教室，多是在露天野外进行，以地为黑板，土上划道道写字，树枝小木棍就是粉笔，老师肚里的知识就是教材。同学们千方百计搞来点纸张，可舍不得使用，等记十分重要的内容，还得正反面写，惟恐浪费，有根铅笔节约使用，就是个小铅笔头儿也当宝贝保存。整个教学与生活环境真天谓：天是被子地是床，野菜干饭能顶粮，油土木棍当教具，课本教案胸中装。为解决教学中课时的时间控制，在瓦窑沟村居住期间，父亲仿照古人“铜壶滴漏”的原理，找一个筒子一个玻璃瓶子，在筒子里装着水，筒底扎一小孔，下面放的玻璃瓶子上刻上道。作出标记，同时点香一柱，香燃毕看瓶水刻度，以此确定教学的课时标准。另外为解决粉笔的问题，还发动学生刨过白泥，捏成粉笔状，勉强使用等等。父亲后来患了严重的脱肛症正是长时间在野外湿地就坐露宿造成的，在后来漫长的四十五年中饱尝了脱肛顽症的痛苦，医院的王日高大夫才将这一顽疾通过手术根治。确实老父亲为办二完小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为我们应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有用人才。尚志应：老父亲在应县中学获悉应县一中征集校史资料，我的脑海不禁浮想联翩，曾任一中副校长，而今已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老父亲尚庸身，在应县一中工作近二十个春秋，所践行的桩桩件件，以及我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历历在目，于是便着手整理编写了“老父亲在一中”之史料。一、酷爱事业、赤诚奉献父亲一生酷爱教育事业，在战争年代，他就脱离了地主家庭的优越环境，背着干粮，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游击教学，为共产*县*府创办教育，为家乡应县的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年县城刚解放，他就进城创办南寺完小。年任县*府文教科长，统揽全县的教育工作。年8月由省长裴丽生下达委任状，任命老父亲为应县一中副校长。直到年退休，才离开应县一中（年改办离休）。总结老人家从事教育工作的一生经历，全部体现着呕心沥血，赤诚奉献的情怀与顽强拼搏的精神。特别是在县一中任副校长期间，由于当时他老是唯一的副职，因而不存在管理上的分工。因正校长郭良还担任县委委员，除去学校的事务外还常常参加县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外出期间，学校的全盘工作都落在父亲的肩上，他老不负重托、无私无欲、尽职尽责，能出色地做好各项工作。在抓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兼任几个班的课程，一个校领导，任的课与普通教师一样多，这样一来，父亲全天在快节奏中运行，起早贪黑，十分辛苦。尤其是要以超人的毅力去战胜脱肛顽症，坚持一线教学。因为父亲在战争年代野外开展游击教学，由于湿疹导致患下了严重的脱肛症，所以经常出现脱肛现象，搞得父亲非常痛苦。听许多当年被父亲教过的学生介绍说：“尚老师给我们上课，常常是讲课中出现了脱肛，于是就坐在板橙边上，用橙角子顶着肛门，继续坚持讲课”。他的这种精神对那个年代的全校师生是莫大的鞭策与激励。二、工作认真，踏实苦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父亲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中山装，上衣下面那个兜子里装着一个厚厚的大本子，父亲回家后，经常掏出那个大本子翻看，不时用笔在上面记着什么，有时皱着眉头还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后来我才搞清楚，那是应县一中全校师生基本情况的大汇总，哪个班哪个学生有啥缺点毛病、有啥特长、家庭有啥特殊困难等等，他都要分门别类记在这个本子上，以便工作中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措施处理解决。这个本子对父亲开展工作确实起着科学决策的指导作用。老父亲为了掌握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白天挤时间搞调查，夜晚加班搞整理，确实付出了艰辛的代价。那个年代从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们，大都知道老父亲衣袋装有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万宝囊本子。任副校长以来，父亲凭着一腔热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踏实苦干奋力拼搏的精神，很快成为校长郭良的得力助手。俩位校领导同心同德，志同道合，使应县一中由一个基础差底子簿的落后学校很快成为全省重点中学，一九六0年至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高考成绩连续六年全区夺冠。曾轰动雁北十三县。回顾应县一中那些年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及优异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校领导一班人靠抓勤工俭学、劳动建校，使学校的基础设施与教学环境得到了改善；靠严抓管理，促成了良好的校风校纪；靠教改教研，提高了师资水平与教学质量，但更离不开老父亲他们踏实苦干甘愿付出的精神。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老父亲虽说是地主家庭出生，但他早年参加革命，接受进步思想，和劳动人民感情深厚，本人更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在县一中工作期间，他不仅带头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建校的各项活动，而且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有两件事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一件是我童年时亲眼目睹老父亲捡拾碳颗粒的事儿。当年我读小学，我们家住在一中校院教职工家属排房，每次放学后要从一中北大门直穿中间马路回家，多次见到父亲弯着腰捡拾马路上滴落的碳颗粒，这是学生取碳时筐子滴落的碳粒，有大豆大或红枣大，父亲边捡边捧着，放到正在运碳学生的筐子里或送到食堂，有时满手的黑不留心又摸到脸上，弄得满脸黑道道儿，哪象个当校长的领导，活象个唱戏耍丑的，我看见后还开心的发过笑。另一件是捡拾饭桌大米颗粒的故事。听父亲的一个学生和我讲述，他当年在一中读书时，因为有打篮球的爱好，被选入学校篮球队，年，父亲带着学校兰球队参加全区在浑源县举办的篮球比赛，父亲和他们吃第一顿饭时，看到个别运动员吃饭时不注意将碗中大米颗粒滴落在饭桌上，父亲就用手小心翼翼地拾起喂到自已嘴里，并为他们吟诵了唐朝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诗》，身教胜于言教，无声的行动教育着这些学生们，同桌的其他运动员受到感染，也都认真地将自已滴落的米粒捡拾着喂到嘴里。此后的几天用餐中，同学们滴落了米粒就自觉捡拾起来喂到嘴里。他们说尚老师那次捡拾米粒的事情，对他们教益终身。四、求真务实，全面培养为了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改革上，父亲做了大胆的探索，将原来安排的汉语和文学两门课合并为语文课。在教学中提倡“分析讲解”、“讲练结合”、“精讲多练”。学习课本达到“由厚到簿，由簿到厚”。提倡提纲挈领、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理解判断能力。父亲还组织语文教师为学校编写了高中生三千字，初中生二千字的生字表，帮助学生过好识字关。为毕业回农村从事农业耕作的学生，编写了《农村应用杂字》等资料。他认为写字是读书人的门面，写字一定要工整规范，楷书是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瑰宝，所以，他要求学生用毛笔写大楷，兼做小楷日记。在他的要求下，应县中学学生文字书写有了很大的进步，至今这些学生提起尚老师教他们写字仍津津乐道。如米德胜、赵显荣、王化文、粟生茂、王有富、丰子富、李忍、高金凤等，他们不仅*界卓有建树，而且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为了让同学们全面学习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父亲从学校的财务中筹挤出一笔经费，专门从外地购置回一套24史。听父亲当年的学生，原应县古保所所长的杜福同志回忆说：“那是一九六四年夏季课外活动期间，学校通知全校师生不做操，集中开大会，全体师生集中在一起，尚老师给讲了话，当时表情很激动，他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咱们学校也买回了一套二十四史，己放在学校图书馆，专供咱同学们阅读……’后来，我们在校的同学们争相借阅，确实受益匪浅。”五、廉洁自律，克已奉公老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从不贪占谋私。一九六四年，郭良校长外出治病，父亲主持一中全面工作。那年，按国家*策，教职工普调工资，优秀教师可加调一级。时任一中教师的大哥尚子通，几年来一直是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这次调资，全校教职工一致推选，给他加调一级工资，最后审定时，父亲从加调人员工资表上把大哥的名字删去。当时大哥真有点想不通，因为这是全体教师评上的，又不是领导安排的，凭啥取消我的资格。但父亲对大哥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只能是多干工作少要待遇，把好处让给别人”。父亲的这些严于律己，克已奉公的品格行为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全体教职工，在利益面前互推互让，在工作面前创先争优。六、文革受挫，矢志不移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应县一中和全国形势一样，很快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连父亲的校长办公室和宿舍门窗也贴得满满的，为防扯乱大字报，犯*治错误，进门时还得小心翼翼的撩起来。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中北大门西侧墙上醒目地贴着一张标题为“尚庸身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穿着一条连裆裤”的大字报，当时我非常纳闷，因为我们城关二小也正在批判“三家店”，骂得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怎么我的父亲能和这些人有了联系？后来我家被清“黑户”的*策撵回了老家窨子沟村，谁再写啥大字报就不知道啦。听父亲诉说，他很快被夺了权和许多老教师一起被定上莫须有的罪名接受批斗，就连刚调走的郭良校长也要从灵邱老家叫回来进行批斗。父亲的主要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培养白专学生。他们这些“罪人们”除了在学校接受批斗外，还要隔三差五站着队，在时称“红卫兵”、“造反派”的队伍喊着“造反有理”、“打倒×××”口号声中，胸前挂着牌子到十字街或南街影剧院门前作检查。老父亲当时检讨的重点内容就是购买二十四史，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想颠覆社会主义等等。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他们开始进入艰苦的“牛棚生活”。当时正赶上一中建新校（即现一中所在地），父亲他们这批有问题的“黑人们”白天拉土垫院参加建校劳动改造，晚上接受批判，作自我检讨。当时县里的当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给学校派来了“工宣队”，操纵学校的*治运动。年过花甲的老父亲，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身体本已十分虚弱，但每天还要参加挖土推平车的强体力劳动，不时遭到监工头子的督促叫骂，老人家硬是咬着牙以坚强的毅力支撑着。听父亲后来和我回忆说，那个监工头原来是个学校食堂的临时工，监工期间得知父亲还享受得是17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每月90元），很是气愤，三番五次地叫骂着说“你这老家伙有罪，还挣那么多工资，我才挣40元”，父亲只好说：“你看我不应该挣那么多，下月咱俩换着领算啦”，可是，时过不久，虽然不是这个工头换领，而是*治运动所致，父亲的工资真的被扣成每月只领39元钱，这样一来，我们全家不仅在*治上产生抬不起头的压抑感，在经济上也步入极度紧张的非常时期。导致在农村老家上初中的我因交不起学费书费，被迫辍学，留下终身的遗憾。（直至年给老父亲平反补发了工资，我才又恢复上学）随着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落实，学校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闹派性、搞武斗，抢班夺权的激战中平静下来，基本恢复了正常教学，但由于高考制度的废除，“白卷英雄”的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无用论”的观念在社会开始盛行，人民教师再次被视为“臭老九”，在社会上被人们瞧不起。那时上高等院校一律实行推荐制。只要门里有人，小学毕业也能念大学，所以当时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即：“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从而导致许多家长不重视文化课的学习。但我的老父亲却始终认为，文革运动这是国家出现的非常时期，总有拨乱反正的一天，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教育他们不要放弃学习，并告诫他们：国家要想富强，必须发展科学文化，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得学习文化知识和掌握过硬本领，当混混是没有前途的。一九七0年四月三日，身心摧残、疲惫不堪的老父亲终于支撑不住，晚上昏睡过去一直没有起来，次日上午，幸亏被隔壁尹茂仁老师发现，赶快报告校领导，医院抢救才算保住生命。医方告知，父亲是极度的虚弱导致昏迷，确须疗养。于是校领导和工宣队批准同意父亲住院治疗。那天，我和母亲小弟在村里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心急如焚，悲痛万分，徒步从老家赶往县城，后来二哥骑自行车在半路将母亲和小弟接走，48里全程我硬是一个人步走下来，这也是我一生当中最长途的一次步行。一星期后，父亲脱离危险，医院陪侍老父亲。住院治疗四十天后，经学校批准，又在城内西关租房疗养了一个秋冬，侍候老父亲的工作仍然由我承担。当时，对于我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子，每月领到父亲扣发后的39元月工资，既要分出19元给村里的母亲她们捎回去，剩下的20元还要给父亲买药、买营养品、买父女俩生活所需粮菜日用品、打房租等，艰难的考验与磨炼确实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九七一年春节刚过，父亲就又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文革运动的洗礼。文革进入后期，*治形势减压，校方考虑到老父亲他们那些“黑人”没啥大问题啦，在工宣队的批准下，逐步给安排了具体工作。父亲的工作是看管无围墙的校东菜园子，在保护菜园蔬菜不受外来牲畜啃吃破坏的同时，父亲又主动承担了种“独扫”和捆绑扫帚的工作。他在菜园子周围洒了许多独扫种籽，独扫长成后，他用细绳子一把一把地捆绑好，交给学校总务保管。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学校的许多班以及校内各处的环境卫生清扫工具，用得都是父亲贡献的独扫，也为学校节省了一笔买扫帚的经费，一心赤诚奉献的老父亲对此打心眼里感到欣慰。一九七二年春天，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又安排老父亲看管学校的西大门，接受工作任务后，父亲毫无怨言，尽职尽责。并且他考虑到，边看门还能为学校开个小卖铺，代卖些学生们的学习用品，好让他们节省出时间多学习会儿，在请示校领导许可的情况下，父亲就在门房子代卖信封、邮票、浆糊，笔记本、作业本等学习用品。父亲从批发部批发买回再按批发价出售给学生，由于价格便宜，又省了上街买的时间，学生们特别欢迎。批发部因为父亲批量进货，有时也给点优惠，每月下来也有个三五十块，父亲分文未留，全部上交了学校财务。一九七二年秋天，校领导和工宣队决定让父亲重登讲台再次任课，父亲结束了看大门开小卖铺的工作，又全身心投入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老本行。一九七三年，父亲接到组织到龄退休的通知，从此，正式告别了他钟爱一生的教育岗位。然而，退休后的老父亲仍然情系教育，心想一中，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