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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亦师亦友似真似幻忆尚志
■曹鸿骞
48年前，在我执教的初一新生中，有一个精瘦的、但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少年，举止似乎有一点孤僻，但学习却很认真，总是默默地坐在教室的左后角,认真地听我讲授语文课，点名时我喊他熊尚志；然而我只教了他不到半年，学校就被迫停课闹革命了，后来他便以“知青”的名义被下放到了农村，而我则从学校调进了县文化馆，负责辅导全县的业余文学创作，编辑《长河文艺》。
有一天，我在大量的业余作者来搞中发现了一首小诗，作者竟然是熊尚志，这可真是一个缘分，尽管这首诗还很稚嫩，尚不够发表水平，但因为是我教过的学生写的，所以我十分喜爱，如获至宝,立即给他写信，鼓励他继续努力。两年后，他被招工进了山区一个食品站当工人，生活条件虽然还是很清苦，但比当知青时好多了，他趁机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到当地的一个文化站里去啃读已被封存为“*草”的大量文学作品，同时努力从事业余创作，积极地向《长河文艺》投稿。
年冬，我收到了熊尚志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稿，虽然仍很粗糙，但里面有一个山里人用烧火粪的土笼子隐藏情报员的好情节，我把稿子退给他修改，要求他一定要写好那个情节，他改好后终于在年第一期《长河文艺》上以《慢爷爷的故事》为题发表了，这便是我国当代著名乡土小说家熊尚志的小说处女作。尔后他便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们也逐渐地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特别是他被转干并调进县文化局从事专业创作，还成为我的邻居之后，我们稍有空闲就会待在一起，互相切搓、互相帮助,探索深邃的文学与人生。
在他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常邀他到我家吃肥肉喝老白干酒。他聪明能干，多才多艺，除痴迷于文学之外,对琴棋书画都有所涉猎，还会好几门手艺，休息时曾把我家扎篱笆、漆家具；当然，我也常常把他的事视为自己的事，他转干、调动、分房、加入省作协，乃至家庭生活，一遇到困难，我都乐于为他助一臂之力。对于我来说，身为创作铺导干部,虽然自己也要写东西，但我的主要职责不是专业创作，而是要尽可能地为国家培养创作人才。因此，一发现熊尚志这样的好苗子，我就像老鸡带小鸡似的护着；当我意识到他在某个关口遇到了暗礁或险滩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为他挺身而出，共同面对……
01年,熊尚志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10多万字长篇小说《藕和花的故事》，当时他还在县食品部门操刀卖肉。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熊尚志出版了那个小长篇之后，有关部门就认定他是一个人才，给他办理了转干手续，由食品站选拔到县文化局从事专业创作。其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也该结婚生子了，但他当时还是单身。他在山里食品站工作时，曾与本单位一位姑娘恋爱多年，也算有了未婚妻。按照当时的的观点来说，他的未婚妻的条件还是很好的，不仅“根正苗红”，而且人也长得不错，身体又好，为人诚恳率直。俗话说“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熊尚志当初和那位姑娘谈恋爱的时候，双方的要求都不高，只要有一个固定的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有一碗饭吃，在那深山里则别无他求；而且，山里人稀地广，年轻人的交往机会很少，能在单位捧上铁饭碗的姑娘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熊尚志能与那位姑娘谈上恋爱，已可算是很荣幸的了，许多同龄人都很羡慕他。他和那位姑娘一起，在那艰难清苦的环境中互相取暖，度过了几年温馨的岁月；如果熊尚志不转干调进县直机关，也许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结婚的。但是熊尚志上调以后，出于种种考虑，他把这个关系搁了下来，迟迟不肯登上婚姻的殿堂……
这时,熊尚志对婚姻有了理性的思考。
人是感情动物,而爱情则是人类一切感情之源。在现代社会里,在正常情况下，男女之间只有先有了爱情，然后才有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以及由此而纵横捭阖地演变出来的种种亲情；所以，爱情对于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家庭是否幸福的基础，也是未来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民间有“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位贤惠的女人”，“一代无好妻，三代无好子”之说。男大当婚，熊尚志这时当然希望能尽快完婚，希望与一个善良、贤惠、有理想、有志气的女子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那么他的未婚妻是不是这样一位女子呢？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在青春的激情中，他们互相爱慕，互相吸引，往往把对方的缺点都不当作一回事，甚至还会当作优点；但是相处久了，激情过去了，互相熟悉了，冷静下来一思考，彼此的某些缺点就会凸显出来。这时他发现对方不仅在理念上与自己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深知她小时候在家里比较娇惯，养成了那种很暴躁的脾气，如果成家以后天天在一块生活，免不了会有争论，甚至吵架,最终必然会影响自己的创作。因此，他开始有了想结束这短暂感情的念头……
一对年轻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双方或一方发现有所不适而提出分手，这种事情如果放在一般人的身上，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可以重新选择，无可厚非，但落到熊尚志身上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首先是女方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多年来，她为她烧饭，她为他洗衣，她把她的青春和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他们虽然还没有领证结婚，但他已把她由女孩变成了女人，使她不止一次地为他打过胎；她原以为和他过一辈子，现在他却要抛弃她。她一时接受不了，又哭又闹，还和她母亲一起来县里找领导控告，一时弄得满城风雨，使熊尚志成了一个新的陈世美。这麽一闹便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有关领导很生气，甚至申言要处分他。我在私下里问分管老局长会怎麽处分，老局长说：“从爱护人才出发，如果他领证结婚，一切就不追究；否则起码可算玩弄女性，这种人不配当作家，不能留在局里，要放下去！”熊尚志好不容易当上许多业余作者为之钦羡的专业创作干部，正在为圆作家梦而奋斗着，现在如果得而复失，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不禁深深地为他耽忧。
当晚，趁他到我家来串门的时候，我很严肃地把上面的消息转告了他，顿时也引起了他在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劝他说：“人生的幸福是多方面的，有理想、事业、爱情，等等；但什麽事情都不是绝对的，都是是互相融汇的，不可顾此失彼，如果为了爱情、婚姻而使理想和事业受阻，那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你一定要珍惜现有的一切，更何况小x对你是真心的，你也不应该亏待她……”接着我还以大学者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为例，他们一个是一生曾传奇般地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名闻天下、英俊潇洒的当代大学者，一个却是大字不识一箩筐、长相极为一般的乡下小脚女子，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浪漫，但胡适却能顾全大局，也能与江冬秀相伴终生。“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我劝他向胡适学习，也尽快完婚。经过一场思想斗争，他权衡利弊，终于接受了我的劝告。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这种事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但对彼此的感情必然有些伤害，现在一方要主动和好，另一方是否会同意呢？熊尚志心里没有把握。我更不可越俎代庖。为此，我及时地把这一变化向领导作了回报，最后决定由我把熊尚志带去找他的未婚妻，力争把他们和好。
他的未婚妻那时还在山里，还在食品站工作，离县城有一百多里。
我是以公差的名义下乡的，住在大别山里的一家小旅馆里。熊尚志一开始也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商定，先由我出面去找他的未婚妻进行沟通，征求她的意见。因为我与熊尚志的关系亦师亦友，他的未婚妻素来对我也很尊重。她对熊尚志本来就有真爱，内心里并不想和熊尚志分手，得知我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没有花多大气力就说服了她，使她原谅了熊尚志前一段时间的动摇，同意重新接受熊尚志……
我趁热打铁，随即便把熊尚志推了过去。
他们不久就正式结婚了。这次婚姻对熊尚志来说，虽然当时逃过了命运中的一劫，但终究还是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这次婚姻给熊尚志留下了唯一的爱子。他的爱子在他病重期间对他十分孝顺，后来在悼文中回忆说：“医院我陪父亲度过了七十多个日日夜夜。白天我在工地工作，一医院陪父亲睡，医院洗完脸买好早点送给他再去工地。那段时间我是多麽充实和快乐啊。每晚，我们父子俩都要聊很多。我们聊人生、聊当今、聊生死、甚至父子俩幻想着我们的家庭当年如果没有破碎，现在的我们各自又是什麽样？说着说着我们俩的眼睛都模糊了。”
02年9月的一天晚饭后，熊尚志邀我出去散步时对我说，他想写一篇小说，主题是针对他所在单位里的一位新提拔的副局长的。这位新提拔的副局长按照当时的标准还是个很好的接班人，但熊尚志就是有些看不惯。他原来在乡下食品站当工人时，单位人少，虽然也要杀猪卖鸡蛋，但是那都是凭票供应的，营业额不大，因此工作很清闲，单位制度也不严，使他时常有机会一个人躲到文化站的书库里去啃读那些已被封存着的“大*草”；他过惯了那种散淡自由的生活，而转干调到县文化局来当创作干部以后，一切都要按照机关制度行事，虽然对他也有例外，允许他在作息时间方面实行“弹性工作制”，但他每天仍然要到机关报到，参加必要的*治学习，还要与领导和同事们打交道。在他看来，那些打交道的原则都是官腔官板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管你是什么作家不作家的，你都要服从，使他感到很不习惯，更看不惯那种庸俗、虚伪的逢迎吹拍捧的蝇营狗苟。那位新提拔的副局长前些时还和普通职工一样谦卑，但一当上副局长就官模官样地在局长办公室里地坐着，一切看上级的脸色行事，对下级则处处敷衍应付，更抠门儿，熊尚志多用一点笔墨纸张都要受到他的限制，使熊尚志很不愉快。也许作家就是这样，心里有不平的事就想说，想写出来，他对我说的是真话，他说他要用那位副局长的真姓真名写一篇小说。我听了一笑，说：“别玩儿戏啊，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能照搬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你要是用真人真事来写，那就不是文学，而是新闻报道或汇报材料，必然会引起矛盾。”经过我的劝说，他表示可以放弃真姓真名。
不久,他果然在本地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府机关作风的小说，题为《延副局长的十分钟》，很快就在本单位和本县**机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主人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但熟人一看就会发现有那位副局长的影子，都认为是针对那位副局长写的。于是，人们有的讥笑那位副局长，有的也指责熊尚志，机关干部则大多都是对熊尚志翻白眼，说他利用写小说来报复人,有的人甚至认为那也是“利用小说反*”；那位副局长和培养他的老局长更是强烈的不满，他们一方面向上面控告熊尚志，另一方面扬言要熊尚志认错认罪，否则就要对熊尚志进行处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其时，熊尚志尚年轻，从未一下子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思想压力，一时也吓懵了，不知该怎麽办，一有空就转到我家来向我诉苦、解闷、寻求帮助。为此，我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
首先，我重新细细地研读了他的那篇小说……
那篇小说写的是某县某局在机构改革后，新提拔的副局长颜凉头一次走马上任“掌印执*”十分钟的故事。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和国家的组织普遍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某局也存在着这种难以继续下去的状况，“近两年，局里的老班子在台上一分钟一分钟地混，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处理问题牛屎夹马尿，不干不净”，致使问题成堆。这种状况不改变，现代化肯定无望。面对这种状况，新提拔的颜副局长“掌印执*”一开始也沿袭了前任的老路，虽然还不是“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但也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地写起汇报材料来”，把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搁置在一旁。毫无疑问，长此以往,群众对改革后的新班子，必然会大失所望，穿新鞋走老路，“新班子”也将会变为老班子，这样将更加可悲。然而，令人可喜的是，小说中的颜副局长执*十分钟后便翻然醒悟，立即把自己的双脚从惯性的滑道上拔了回来，把未写成的汇报材料“轻轻揉皱”，终于“丢进废纸篓里去了”。他觉得应该去做点别的什么，应该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听一听、看一看，解决一点实际问题。这对一个新提拔的年轻干部来说，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声及时的警钟。另外，作者在作品里对局老班子也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评价，由于诸多原因，老班子无作为地让时间白白流去，那位年轻时英勇善战的老局长也让岁月把身体拖垮了。尽管他在战争年代功绩辉煌，但昨天的光荣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成就，历史发展到今天，更需要的是科学，是文化，一批年轻、有专业知识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也是时代的必然。难能可贵的是，老局长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动“找到宣传部长，要求把椅子让给颜凉”，自己退到二线去当督导。作品通篇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鲜活，可以说是一篇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较成功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佳作。
有了对那篇小说的认定，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气，就不怕别人乱扣帽子,于是决心帮助作者脱困。一是首先由我写一篇文学评论,从正面肯定那篇小说,从而堵住那些虚妄的攻击；二是由我出面在有关领导之间进行沟通，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劝他们不要自动对号；三是由熊尚志把自己的处境如实地向有关媒体和上级专业部门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我的文学评论很快就发表了,但我在领导之间的沟通却没有什麽效果,对立情绪很大，箭拔弩张，一向对我很好的老局长都给我使冷脸子，那位副局长更是愠怒地找上我家门来与我理论……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僵局最终还是由媒体和上级专业部门打破的,一些媒体先后出面主持公道，力挺作者。首先是发表那篇小说的报纸，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我的文学评论后，紧接着又开辟专栏连续地发表评论和读者来信,都是声援作者的；随后还有《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刊也在显著版面上给予报道和评论，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名家如林散之先生的力评，都是一边倒地批评“对号入座”者，支持作者；省内文学界的同仁及领导更加重视，在著名作家、省文联和作协领导鲁彦周同志的敦促下，省文联*组还专门给太湖县委写了一封信，从*的文艺方针*策和文艺创作原理的高度来评价此事，要求县委关怀和爱护作者，以繁荣文学创作。
县委对省文联*组的信非常重视，刘仕民书记亲自带着一位秘书到我们文化新村来找到我，了解了有关情况。为了对熊尚志给予安抚，刘书记还单独问我:“小熊可有什麽困难?”这时我想到熊尚志的妻子还一直在山里当食品工人,夫妻两地分居,于是借机向刘书记提出此事，刘书记当场就答应要给予照顾，他的妻子不久就被照顾调进县图书馆里来当图书管理员了。熊尚志再也没有什麽顾虑，我便及时地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报道给有关报刊，事件逐渐得以平息。评论家、《*员生活》杂志主编唐先田同志还特地约我以刘仕民书记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给他，内容是以熊尚志的成长为例，介绍太湖县委是如何重视和抓文艺创作的，该杂志也很快就发表了。
这次事件不仅使熊尚志又躲过了命运中的一劫,而且还争取到了县委的重视和照顾，在文艺界也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坏事变成了好事。
03熊尚志的创作历程，从他出版《藕和花的故事》到他的一百二十万言的巨著《南唐后主》问世的三十年间，大致可分为起步、转轨、再转轨三个阶段，其间要算头次转轨的创作成就最大……
他的起步阶段正值伤痕文学的风起云涌之际，我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号《安徽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命运》之后，也稀里糊涂地被捲入了那股文学浪潮，使我的《命运》在省内外获得了许多热评，这对熊尚志的创作来说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就是抓所谓的重大题材。之前，他在食品站工作时，曾被领导抽去给本单位一个右派整理平反材料，那个右派的坎坷人生和与妻子的真挚爱情令他十分折服，此时他回头一看便惊喜地发现，那不是一部完整动人的小说题材吗？经过一番如痴如醉的构思，他终于利用业余时间、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出了《耦和花的故事》，一完稿就迫不及待地投给了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收到《耦和花的故事》的责任编辑是张保真。她是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随夫来到安徽后一点大编的架子都没有，总是默默地耕耘着，对待每一部来稿、哪怕是无名作者的来稿都会认真处理。她看完《耦和花的故事》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在她的视野里还未发现过如此重大而新颖的题材，而且文稿干干净净，语言生动流畅，于是立即与作者联系，以便指导作者修改和加工润色。为此，她带着熊尚志的手稿专程来到太湖，找到了熊尚志，当面对熊尚志进行指导，要熊尚志认真修改。在尔后一段时间里，编者和作者的心志就这麽默默地契合着，反复地推进着。对熊尚志来说，张保真既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又似一位温厚慈祥的母亲，使熊尚志看到了美好的希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但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书稿尚未敲定，鲁彦周的同是写右派题材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就在大型文学期刊《清明》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而且一出来就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不仅好评如潮，而且马上就有许多名家大厂争拍电影，使同时同地同种的待产儿《耦和花的故事》相形见绌！《耦和花的故事》还能出吗？张保真不禁有些困惑，但他在熊尚志面前从不露声色，只是叫小熊继续修改，力争改得好一些。她深知，如果这部书稿失败了，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会意味着什麽。《藕和花的故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这给熊尚志带来了一些苦恼，生怕这部自己已花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出不来。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保真和他曾有意要我介入，但我自知力不从心，婉拒了。
在张保真的坚持下，《藕和花的故事》终于总算出版了。但出版了就出版了，没什麽反响；而我自从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命运》之后，也一直写不出什麽好作品。尽管省作协、《安徽文学》的领导把我列入重点作者进行培养，几乎让我参加了所有的重要文学活动，给我提供了很多创作机会，但我一时都没什麽起色，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都是思想大于形象。此时，我和熊尚志都有相似的心境，都意识到如果再这样追求“重大题材”地写下去，肯定难以为继，不禁有些苦闷。我的恩师江流、温文松，还有苏中、曹度等等，都利用各种机会指导我、帮助我。江流教我写不出来就就先沉一沉，读点书，然后再去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温文松先生则反复强调小说的成功与否要看你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否感人……我把这些意见与熊尚志进行交流，从中受到启发。在创作中最忌讳一种企鹅效应，就是说，当许多企鹅蹲在岸边看着大海，想下去捕食又有些犹豫，都并足不前时，如果有一只企鹅发现水里有鱼就勇敢地跳下去，其他的企鹅则跟着扑通扑通地往下跳，但真正能捕到鱼的只有头一只企鹅和少数的追随者，绝大多数都是空扑一场。文艺创作正是如此，一个作家发现了一种题材写出了好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其他的人也就跟了上去写同样的题材，其结果必然就像那些盲目地投入大海的企鹅一样。熊尚志是个文学天才，他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个道理，立即开始了头一次转轨，转身去发掘自己最熟悉的题材。
他在大别山里工作十多年，对山民的生活非常熟悉，许多独具个性的人物呼之欲出，许多生动的故事可信手拈来。他旗开得胜，头一部中篇小说《丁家寨的文明与愚昧》就打响了，在大型文学期刊《长城》上发了个头条！于是，他便拼命地朝这个路子走，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写（那时他妻子还在山里）。他对创作是非常认真的，每写一部作品之前，他都要精心构思，还要把已构思好的故事讲给我听一遍，征求我的意见；我再忙也不推辞，总是认真地做他的第一个读者，读完后又毫无保留地把我的修改意见告诉他。他有一部中篇小说，原题叫做《明珠女》，我看了除了在某些章节提了修改意见以外，还建议他把题目改成《垂挂在雾霭里的明珠》，《清明》审稿时，责编罗灏白先生把“垂挂”二字去掉，以《雾霭里的明珠》为题发表了。还有一个中篇，是写一个农家女通过苦读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初稿时有一大摞，起码有五、六万字，题目好像就叫《农家女》，我建议他压掉一万多字，把题目改成《*叶转青的时候》，很快就被《雪莲》刊用了……
之际，他先后写出了《古老的紫铜锣》、《斑竹园》、《祠堂》等二十余部中篇，被《芙蓉》、《百花州》、《中国作家》等大型文学期刊推出，而且几乎每部都是五、六万字，大多都是发的头条，全部都是写的乡土题材，开始被许多评论家称为乡土题材小说家，还受到了写乡土题材的大家刘绍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