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5/1/21 19:56:00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与传统诗文评前后承续，且彼此之间不无交叉重迭，但在考较范围、评骘标准、体系建构等诸多层面都亟待有所调整乃至突破。其间除了参酌借鉴源自近代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并适时予以转化和吸纳之外，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历代文学批评资料以便采摭研讨，毋庸赘言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朱光潜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载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一号）中就特别指出：“大部分批评学说，七零八乱的散见群籍。我们第一步工作应该是把诸家批评学说从书牍、札记、诗话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论语》中孔子论诗、《荀子·赋篇》、《礼记·乐记》、子夏《诗序》之类——搜集起来成一种批评论文丛著。于是再研究各时代各作者对于文学见解之重要倾向如何，其影响创作如何，成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在尝试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商务印书馆，年）的过程中，对这项工作的艰辛繁难有更为切身的体验：“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事于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所获仅此。”（见该书《自序》）稍后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年《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中对其事倍功半的缘由做过分析：“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而在着手撰著《诗言志辨》（开明书店，年）时，朱自清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设想：“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资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见该书《序》）这些学者不约而同都意识到基本史料的广泛积累和细致考索，对这门新兴学科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随着学术界逐渐达成普遍的共识，相关文献的排比搜讨也在有条不紊地陆续展开。就其撰述体式而言则极为丰富多样，有些是针对专书的笺注诠评，如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新懋印书局，年）、陈延杰《诗品注》（开明书店，年）、靳德峻《人间词话笺证》（文化学社，年）等；有些是围绕专题的钩稽考校，如唐圭璋《词话丛编》（年铅印本）、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哈佛燕京学社，年）、任中敏《新曲苑》（中华书局，年）等；有些是取资群籍的整合汇编，如唐文治《古人论文大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年）、胡云翼《历代文评选》（中华书局，年）、程会昌《文论要诠》（开明书店，年）等。这些工作尽管尚属筚路蓝缕而榛莽初辟，可经过大批学者旁搜远绍、取精用弘的检讨梳理，毫无疑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而在整理研讨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并不满足于浅尝辄止，更努力由偏精专攻转向兼综会通，呈现出高远开阔的气象。早年精心结撰过《诗品释》，其后又修订增益为《文论讲疏》的许文雨，就是其中极富代表性的一位。許文雨《文論講疏》许文雨，又作许文玉，原名许孝轩，字维周，浙江奉化人。早年追随南社诗人洪允祥学诗，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求学，受业于黄节、刘毓盘、刘半农等知名学者。毕业后留校，担任预科国文讲师。在此期间，受同事郑奠的启发勉励，他尝试编撰《诗品释》（北京大学出版部，年）作为授课讲义。在此之前，黄侃已经率先在北大开设过有关锺嵘《诗品》的专题课程，并为此撰著《诗品笺》（载年《尚志》第二卷第九期，整理本已收入拙编《钟嵘诗品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以便课徒授业。许文雨此举显然延续着这一学术传统。尽管早在年黄侃便因为人事纠纷离开北大，许文雨并未能亲承音旨，但在编制讲义时仍然屡屡引述过不少他的独到见解。如《诗品·中品》“魏侍中应璩”条中有一段评论“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由于应氏诗作存世无多，难以取资比勘，以致此前陈延杰的《诗品注》（开明书店，年）就将这段评语误断作“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许释则称：“闻黄季刚先生有云：‘应之“济济今日所”是其诗佚句，刻有讹字。’今案：黄之意是，而说稍非。‘济济今日所’，恐系应诗首句，亦如嵇康《答二郭》开句‘天下悠悠者’之比。黄氏岂疑‘所’字有讹？查汉京固用之甚多，不容再疑。如《散乐徘歌辞》‘呼徘噏所’、《郑白渠歌》‘田于何所’，用法与应此句正同。”既参考黄侃的意见重新予以句读，又搜集汉魏诗歌中的相似用例来否定其“讹字”之说。另如《诗品·下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诗”条称鲍氏“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其中“百愿”一语颇为费解，历来论者均不详所指。许释则称：“闻黄季刚先生有云：‘鲍之“百愿”系一诗题，其诗大意近淫，故云淫矣。’谨案：‘百愿’如系诗题，则承上句言之，定是拟古之作，亦犹宋颜竣《淫思古意》之比耳。”依据黄侃的推断又再作发挥，虽未成定谳而足备一说。许文雨所称引的这些内容，均未见于黄侃正式发表过的著述，想必是他在北大求学、授课期间因势乘便，多方访求得来，虽吉光片羽而弥足珍视。而他在表彰前贤时也能自出裁断，多有献替补苴，足见其对中古诗学文献的详悉精熟。年《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陈延杰《诗品注》《诗品释》后另有附录两篇，也颇值得注意。附录一为《古诗书目提要——藏书自记》（原载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九卷第一〇六期），针对丁福保在编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医学书局，年）时所自称的“余书室中，汉魏六朝人诗略备矣”（见该书《绪言》），许文雨逐一覆核其开具的书目清单，认为“别集之类，大略称是；总集则殊多失收，不足以副其言”，于是将自己“所藏为丁氏所未及者，录诸下方，并为提要以记之”，共计著录二十二种汉魏六朝诗歌总集。其中如许学夷《诗源辩体》、王夫之《古诗评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等，都是他在撰著《诗品释》时极为倚重的资料渊薮，所以不妨将此视作他在研治《诗品》时的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二为《评陈延杰〈诗品注〉》（原载年《中外评论》第十一期），共分十类，详细举证，批评先前出版的陈延杰《诗品注》中存在大量舛误疏漏，强调“其原文之彰明较著者，固不能熟视无睹；又遗著尽可考证者，亦不应不求甚解”，更进而批评陈氏欲继踵效法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其亦不思之甚”，实昧于古人著述之体例。这两篇附录与正文相得益彰，可知许文雨在研究时既注重积累蒐讨大量基本文献，又密切